端午文物看天博

清咸丰(qīngxiánfēng)三年提督湖北总兵官印银印。 《斗草图》，作者为清代(qīngdài)包栋。 以上图片(túpiàn)均为天津博物馆提供 楼台亭榭、宏伟拱桥、龙舟(lóngzhōu)小艇及众多(zhòngduō)人物聚于图上，界画严整，笔触细致；虽人小如蚁，细看比例恰当(qiàdàng)，且姿态各异；龙舟左突右进的空间安排，营造出争标的激烈紧张气氛……这幅收藏于天津博物馆的国家一级文物《金明池争标图》，传为北宋画家张择端所作，是一幅绢本设色(shèsè)风俗画，展现了北宋年间端午(duānwǔ)龙舟竞渡的场景。 端午临中夏，时清日复长。作为我国首个入选(rùxuǎn)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(de)传统节日，端午节承载(chéngzài)着中华民族(zhōnghuámínzú)厚重的历史文脉和深沉的家国情怀。据天津博物馆器物研究部副主任李君介绍，天津博物馆馆藏丰富，与端午相关的文物主要集中(jízhōng)在书画、玉器、青铜器、玺印、瓷器等类别。 其中相关的字画较多。这幅纵61.2厘米、横29.8厘米，清人陈撰所作的《屈原(qūyuán)图轴》，用水墨勾勒出屈原仰首向天的孤影，衣袂飘逸间尽显(jǐnxiǎn)“路漫漫其修远兮”的坚贞气节，正是端午节人文精神的艺术化表达，饱含对(duì)屈原的追慕(zhuīmù)之情。画作(huàzuò)落款“己酉午日玉几写”，点明创作于端午。 清人包栋的《斗草图》，描绘女子文斗花草的雅趣，画面中草木繁盛，衣纹细腻，生动再现端午“斗百草”的游戏。清人钱慧安的《鹿门采药(cǎiyào)图》则取材庞德公归隐典故(diǎngù)，画面上一翁一妇牵着一只鹿行于山中采药，以鹿鸣山涧之景(zhījǐng)，暗合古人端午采药辟邪(bìxié)的习俗。清人任颐的《钟馗(zhōngkuí)图轴》，以凌厉笔触刻画钟馗怒(nù)斩小鬼的威仪，呼应端午“悬钟馗像”的辟邪传统。清人边寿民的《墨戏卷》题写“艾叶充兰佩”，以艾草菖蒲入画(rùhuà)，呼应民间“清明插柳，端午插艾”的习俗…… 李君认为，端午起源与龙图腾崇拜渊源深厚(shēnhòu)。天津博物馆收藏的红山文化玉猪龙、西周夔纹铜禁均为国家一级文物，玉猪龙作为红山先民的祭祀圣物，其猪首龙身的造型新颖别致(xīnyǐngbiézhì)，铜禁是古代贵族在祭祀宴飨(xiǎng)时摆放卣、尊等盛酒器皿的几案，天津博物馆这件是传世(chuánshì)三件铜禁中最大的一件，且镌有龙纹(lóngwén)，极其珍贵。 “五月五丙午，火遂可取天火，除不祥兮。”“宜子先(孙)，君子宜之，长乐未央。”……这是(shì)国家一级(guójiāyījí)文物“汉五月五阳燧(铜器)”的(de)(de)铭文。阳燧形似凹面镜，是周代始用的利用太阳能取火的工具，也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。从《周礼》至北宋沈括《梦溪笔谈》等都有(yǒu)关于阳燧取火的记载。天津(tiānjīn)博物馆的这件文物是传世仅见的有铭阳燧，并且有使用过的痕迹，科学和历史价值都极高。 “古人信阴阳五行之说，五月阳气(yángqì)最盛，五月五行属火，丙与(yǔ)午于五行属火。因而古人认为(rènwéi)在丙午日午时，一年的(de)阳气会达到(dádào)极致。按照五行的角度，‘以火胜金’可以转祸为福。纯阳时铸造的器物，会拥有太阳纯阳的力量，所以铭文中强调可以驱除不祥，与端午祈福一脉相承。”天津博物馆馆长姚旸说。 清咸丰三年的提督湖北总兵官印银印是国家一级文物，背铸三台虎钮。钮右镌汉文楷书款两行：“提督湖北总兵官印礼部造”，钮左镌满文(mǎnwén)楷书三行释文。清代传世银质官印很少，这枚授予湖北总兵向荣的银质官印，对研究我国近代史有(yǒu)着重要历史价值。“自古端午节(duānwǔjié)有佩戴驱邪避祟之物(bìsuìzhīwù)的习俗(xísú)。古人认为虎可以镇祟辟邪、保佑(bǎoyòu)安宁，因而端午节将艾虎作为装饰品。天津则有端午给(gěi)孩子佩戴老虎褡裢的民俗，寓意免灾辟邪、祛病、平安吉祥。”李君认为，这方(zhèfāng)憨态可掬的虎钮玺印，也寄寓着端午保佑安宁的美好祈愿。 天津博物馆的国家(guójiā)二级文物(wénwù)宋代井陉窑鹿纹瓷枕，则以“鹿角解”暗合(ànhé)夏至物候，展现端午与(yǔ)节气交融的养生智慧；清代慎德堂款粉彩龙舟图瓷盖碗上，绘有端午节龙舟竞渡、儿童嬉戏的生动场景……端午元素与不同类别的文物结合，让人们在日常生活(rìchángshēnghuó)中就能感受到端午文化，预示着中华文脉源远流长、生生不息。 《人民日报》(2025年05月31日 第(dì) 08 版)